叶剑英与澳门回归 创榛辟莽一国两制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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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220日,澳门和平回归祖国,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努力的结果。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共历史上,叶剑英是最早探索澳门和平回归道路的领导人,对澳门和平回归做出了多方面的独特贡献。

 

  另辟蹊径  经济纽带强基础

 

  澳门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历史遗留问题。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开始谋划这一问题。19492月,毛泽东同苏联代表米高扬会谈时表示: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中央最终决定,对港澳实行“暂时不动、维持现状”的政策。所以,1949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广州之后,并没有一鼓作气收复港澳。港澳工作的具体事务,中央交由叶剑英领导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澳门与祖国分离了三四百年,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西方国家保持了密切的经济联系。无疑,经济手段是密切澳门与内地关系的最重要、最可行的途径。当时,澳葡当局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发展与澳门的经济关系,困难重重。叶剑英是如何开展对澳门的经济工作呢?

 

  首先,叶剑英把澳门确立为“海洋战略”的一环。叶剑英在领导广东经济建设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海洋战略”。19499月,他在赣州会议上提出了“海洋战略”的最初设想,即:“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在他看来,广东就是即将奋飞的“龙”,而“龙头”就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城市,“龙身”则是广大的农村,而“龙尾”就是沿海岛屿。这一构想的实质就是,以发展城市经济为中心,带动农村和海岛。叶剑英把广东的中心工作分为三类:农村工作、城市工作和海岛工作。此三类工作互相依赖,互相支持,构成了一个整体。实施“海洋战略”的关键是加强海岛工作,即控制海岛,保卫海洋主权,开发海洋资源。“把海岛的工作搞好,国防才能有保障,而且海上生产事业也能大大地发展”。做好澳门工作是海岛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利用民间途径,与澳门进行经贸交流。叶剑英把澳门与内地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利用两地民间渠道互相往来,互通有无,积极开展经贸交流活动。1950年初,广东各地城乡面临着春荒,在乡村征粮已很困难。叶剑英一方面发动广东城乡人民自力更生,节约用粮,度过春荒,一方面设法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粮食。但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一些中立友好国家尚未同我国建交,彼此难以开展贸易。叶剑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又名柯平)兄弟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南光有限公司,设法筹集内地急需的物资,通过澳门进入广州。叶剑英还通过归国华侨蚁美厚先生,以及澳门爱国人士何贤、马万祺等人,进口了大批粮食、五金、钢材、汽油等战略物资。这既支援了内地的经济建设,也支援了港澳地区,还密切了澳门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

 

  再次,积极组织有关方面,向澳门输送大量的生活物资和生产物资,保障澳门同胞各方面的需要,使澳门同胞体会到祖国对澳门同胞的感情以及新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力量。

 

  最后,积极推动澳门同胞投资内地。19505月,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到内地观光。全团由港澳工商界及文化、新闻、医务等各界人士共70多人组成,澳门知名人士黄长水任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观光团一行抵广州后,受到叶剑英的热情接待。港澳工商界观光团从东北观光回到广州后,马万祺倡议组织广东省政府和港澳海外侨胞合资经营实业公司,以推动海外侨胞投资,促进广东和国内的工业建设,发展经济。这个倡议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从此以后,马万祺在叶剑英的鼓励下,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内地参加祖国各类工业建设投资,参加物资交流会、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活动。

 

  就在澳门与内地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之际,1953年,叶剑英被调到北京,负责国防和军队建设工作。尽管如此,他仍然一直关心着澳门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全力支持邓小平,赞同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1979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和吴南生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向叶剑英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叶剑英当即表示赞成,嘱咐广东省委尽快制定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广东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上述要求。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广东省的要求,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叶剑英旗帜鲜明地支持在广东创办特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发展与港澳地区的经济联系,促进港澳回归祖国。

 

  特区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加强了澳门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经济犹如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澳门与祖国内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经济上的融合,是澳门和平回归祖国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广结善缘 人心回归固根本

澳门回归祖国,不仅仅是主权的回归,最深层次的是人心的回归。这不是单纯的经济工作能解决了的。在这方面,叶剑英同样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叶剑英就多次赴澳门,与澳门各界爱国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1938年,叶剑英在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热情接待过由澳门前往武汉劳军的梁定慧女士。梁女士出生澳门,曾是北伐军“女子敢死队”队员,当时正率领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的青年到澳门等地筹集抗日救亡的药物、经费,备受周恩来、叶剑英的赞扬和关怀。同年,叶剑英经广州去港澳治病,借机与居住在那里的柯麟、柯平兄弟,潘居勉等老友相聚,并结交新朋友,为抗战前线将士筹款。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不忘旧交,亲自修书或托人带信邀请老朋友回内地共事或观光游览。在主政华南期间,他一如既往地关心澳门同胞,多次向各方面人士强调说,居住在港澳的民主人士、爱国知识分子和各界同胞热爱新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应当充分发挥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

 

  19505月,马万祺和黄长水先生共同组织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回内地观光时,在广州受到叶剑英的热情接待。叶剑英紧紧地握着马万祺的手,嘘寒问暖,微笑着说:“你为祖国做了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叶剑英勉励马万祺立足当地,团结大多数同胞,热爱祖国,支援祖国建设,并警惕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初次与共产党将领打交道的马万祺,对叶剑英的爱国爱民之心和儒雅风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叶剑英与马万祺有过多次交谈,谈形势、谈建设、谈往事、叙乡情,心无芥蒂,渐成知己。在叶剑英的鼓励下,马万祺积极带动澳门工商界人士回内地投资各类工业建设。

 

  长期以来,中共在澳门一直有党组织和党员在秘密活动。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而港澳工委的上级则是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华南分局。澳门分党委的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澳门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在抗美援朝后,中共在澳门的有组织活动逐步半公开化了。葡萄牙澳门当局承认柯正平是新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代表。柯正平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侨务等各方面的工作,经常与广东省、广州市负责人尹林平、曾生以及谭天度、柯麟等取得联系,汇报工作,并向叶剑英报告。柯正平每次从澳门回到广州时,叶剑英都与他共餐面谈,听取汇报,详细询问澳门方面的情况,给予具体指示。

 

  195112月,叶剑英在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提交报告《华南区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纲要》中,特意就加强澳门工作提出了建议:“加强华侨及港澳方面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向华侨及港澳同胞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利用各种合法斗争形式,揭露帝国主义和蒋匪残余势力关于战争的宣传及其他战争的准备工作。应该注意在华侨及港澳同胞中的中间阶层、中间人物中进行工作,建立阵地。”后来,他调到北京工作后,仍然与澳门爱国民主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中,马万祺的两个儿子正在内地,长子马有建在北京首钢工作,二子马有恒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林彪党羽得知马万祺与叶剑英的关系,便指使“造反派”拘禁他的两个孩子,企图逼供出“黑材料”,制造攻击叶剑英的“炮弹”,但两个孩子顶住了威逼。马万祺将这一情况及时告诉叶剑英,叶剑英非常气愤,虽然自身处境堪忧,仍排除困难费尽周折搭救两个孩子。叶剑英把他们接到寓所,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亲自给他们讲革命历史,教他们读书学诗,嘱咐他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谨言慎行。他与兄弟俩朝夕相处,一起游泳、打乒乓球,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将他们安全送返澳门。

 

  马有恒在叶剑英身边滞留期间,叶剑英对他的婚姻大事给予了分外的关注。在他和廖承志的安排下,马有恒认识了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由相知而生爱。经叶剑英、廖承志撮合,周恩来同意,19738月,马有恒和荣智婉在北京举行简单而隆重的订婚仪式,并邀请国内有关的亲友参加,然后回澳门举行结婚仪式。这一时期,马万祺肺病发作,时好时坏,痛苦不堪。叶剑英闻知后,要他将病历从澳门寄来,请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著名教授钟惠澜和北京的著名肺科大夫为之诊断。后来,为了治疗方便,叶剑英特邀马万祺到京,请名医吴垣兴、钟惠澜、吴应凯及北京结核病研究所、首都几家医院的著名专家教授会诊。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马万祺的多年沉疴彻底消除。后来每念及此,马万祺便感怀不已,称叶剑英是他的“救命恩人”。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叶剑英更加关心澳门同胞,受到澳门同胞的爱戴和敬佩。他们来内地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到叶剑英。叶剑英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统一祖国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澳门同胞,同他们叙旧情,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鼓励他们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不断地做出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澳门同胞心向祖国,支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为澳门和平回归祖国凝聚了人心。

 

  创榛辟莽  “一国两制”明方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暂时维持澳门现状,待条件成熟时收回澳门,至于以何种方式解决澳门问题,一时没有定论。在这个问题上,叶剑英发挥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广东解放之初,百废待举。叶剑英日理万机,但只要是关系到澳门的问题,他一定亲自过问。他多次主持研究和制定处理澳门问题的政策,及时处理涉及澳门问题的有关事务。1949115日,我人民解放军攻占中山县的南屏、湾仔、银坑一带时,发现国民党海军第四巡航舰队的13艘舰艇。解放军击伤其中一艘名为“清远号”的炮舰,该舰挂起白旗表示投降。在我军受降人员未到达该舰时,葡萄牙3次派出小汽船侵入我领海,劫走“清远号”的伤员和枪支,然后又派出一艘较大的汽船,将“清远号”拖靠澳门海岸。与此同时,其他国民党舰艇也在葡方的掩护下逃走。对澳葡当局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严重事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叶剑英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澳葡当局侵犯我领海主权,以及支持国民党对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的罪恶行为,指出:这一事件“说明了葡方是如何滥用澳门的现存特殊地位,把澳门海面提供给国民党第四巡航舰队作为逃避我军歼灭的基地,使他们有机会再向中国人民进行破坏活动”。对澳葡当局蓄意的挑衅行为,叶剑英严正指出:“我不能不严厉地警告葡方,澳门葡方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敌意行为,中国人民是不能忍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此保留一切行动的权力。”叶剑英的声明,极大地震慑了澳葡当局,使之收敛了对我的挑衅行为。

 

  但仅过两年多,葡萄牙澳门当局又挑起事端。1952725日下午,一名执勤的葡萄牙士兵多次把脚放到中立区,并不时向我方士兵吐口水,见我方士兵不予理睬,竟嚣张地侵入我方警戒线。正在值勤的公安二十九团一连三班班长宋有增,对葡方士兵的挑衅忍无可忍,便上前进行警告。对方非但不听警告,另外几名正在值勤的葡方士兵突然端枪跨过警戒线,用刺刀将宋有增左臂刺伤,鲜血直流。正在边境值勤的我方士兵见战友受伤,立即赶过去进行救助,对面的葡萄牙士兵竟然公开向他们射击,我方士兵被迫进行还击。26日,葡军以种种借口,向我方境内开炮,击毁我方边境上的十几间民房。叶剑英迅速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针对澳葡当局的挑衅行为,许多人主张坚决还击,严惩澳葡当局。叶剑英指出,澳葡当局对此次事件负有全部责任,但我们要把澳葡当局与美帝国主义区别开来,把葡萄牙民众与澳葡当局区别开来。如果对澳门实施封关、制裁,受害的主要是在澳门的中国人,因此,对此次事件,既要斗争,又要讲究分寸,不宜过火。会议最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决定与澳葡当局进行谈判,力争和平解决此次事件。迫于我方的强大压力,澳葡当局不得不与我方进行和平谈判,承认错误,并向我方道歉。此次事件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叶剑英在处理这次外交事件过程中,既坚持了原则,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体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

 

  叶剑英并不满足于对澳门事务的一般性处理,而是积极思考并努力探索用何种方式处理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大胆提出,将来解决港澳问题最好也像当年解决东北问题一样,采取“易帜”方式,这对双方都有利,国际和港澳方面震荡也较少。他要求大家多做工作,促成港澳问题的早日解决。所谓“易帜”方式,就是在坚持主权归我的情况下,不改变港澳现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实现港澳和平回归祖国。

 

  20世纪60年代,中央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这一政策是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港澳工作经验基础上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了港澳政策。1976年底,叶剑英针对“四人帮”在港澳工作上的“左”的错误,强调说:“我们讲团结,不但要团结全党,而且还要团结全国人民,还有港澳同胞、海外华侨。”1977年底,他提出:要“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并且尽量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19799月,他代表中央郑重宣布:“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得到发展,已经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政治联盟。”他使用了“社会主义劳动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3个新概念,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叶剑英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两个联盟”思想,一个是由全体大陆劳动者、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两个联盟”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为澳门和平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创造了重要的政策条件。

 

  “一国两制”方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港澳问题的指导思想,为港澳和平回归创造了制度条件。“一国两制”方针受到了港澳同胞的热烈欢迎。此后,中葡双方依据“一国两制”方针,就澳门问题开始谈判,并达成协议,澳门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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